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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记住程开甲,就是记住这一代人

    来源:文汇报 2018.11.22 2018-12-04 09:47:19 点击:315 赞美:7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获得者程开甲。

    程开甲(左三)在核爆炸试验现场。(均本报资料照片)

    程开甲在查阅资料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本报记者 郑蔚

     

        昨天,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获得者、国家最高科技奖和“八一勋章”获得者、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程开甲院士的追悼会,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。至此,我国23位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获得者仅余四位在世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19位辞世的“两弹一星”功勋的风采,从此只能长存于我们民族的记忆中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“我在37年前,也就是1981年,曾经采访过程开甲院士。”寿登耄耋的本报老前辈郑重先生,日前在他的书房里对记者说,“我们不能忘记他们,记住程开甲,是为了记住他们这一代人,记住我们中华民族再苦再难,也不甘落后、要发愤图强的精神。”

     

        程开甲是中国核试验事业的开创者之一,他在钱三强的指导下,设计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创造性和准确性的核试验方案,确保了首次原子弹、首次氢弹、首次导弹核武器、首次平洞、首次竖井等几十次核试验,都取得了圆满完成,人称“中国‘核司令’”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“当时,我国核武器的研发还没解密,您怎么采访到他的?”

     

        案头,堆着几十本纸张已经泛黄的采访笔记本,“这些难忘的记忆,都藏在这些采访本里。近来,我正在整理笔记,将出版一部25万多字的《“两弹一星”采访札记》。”郑重说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“23位‘两弹一星’元勋中,我采访了一多半。”

     

        “在张爱萍的安排下,我们先是采访了研制运载火箭的老五院,又采访了主持过中国第一颗卫星‘东方红一号’等6种卫星研制工作、后来担任‘神舟’飞船首任总设计师的戚发轫院士。”

     

        1980519日,《文汇报》在头版右上角醒目的报眼位置刊发了新华社的一句话新闻。全文包括电头和标点符号在内仅52个字,却举世瞩目:

     

        新华社北京五月十八日急电  一九八○年五月十八日上午,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的第一枚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以一名老记者的敏锐,郑重发现这52个字里包含着海量的重要信息:这是我国“两弹一星”事业又一次里程碑式的成功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此前,新华社就此发布的公告就引起了他的关注: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一九八○年五月十二日至六月十日,由中国本土向太平洋南纬七度零分、东经一百七十一度三十三分为中心,半径七十海里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,发射运载火箭试验。中国舰船和飞机将在该海域进行作业。”

     

        从我国西北地区的卫星发射基地到南太平洋海域指定海域,有大约9000公里之遥,无疑,这是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的一次全程飞行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运载火箭数据舱在大洋中溅起白色的浪花,也在郑重的心中激起了新闻冲动:“我国的‘两弹一星’事业,媒体迄今为止没有深入报道过。我们《文汇报》能不能敲开这座宝库的大门?”

     

        郑重找到了“画友”曹漫之,郑重其事提出请求:“曹老,您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李耀文,我们《文汇报》想采访一下‘两弹一星’事业。”

     

        李耀文时任国防科工委政委,而当年的“两弹一星”事业正归国防科工委管。李耀文和曹漫之又是什么关系?郑重告诉记者,李耀文、曹漫之和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、曾任上海市委书记(当时设有第一书记)的王一平等四人,史称“胶东根据地四大才子”,曹老当年还是李耀文的入党介绍人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曹老欣然允诺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即便如此,国防科工委严格的审批程序一样也不能少:政审,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出介绍信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19807月,国防科工委的同意函直接发给上海市委宣传部。时任文汇报副总编辑陆灏决定,由郑重、水渭亭两位记者一同担纲采访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“当时的国防科工委在北京的黄寺,我们先去国防科工委见了李耀文政委,又见了时任解放军副总长的国防科工委主任张爱萍将军。在张爱萍的安排下,我们先是采访了研制运载火箭的老五院,听专家讲述‘长征’运载火箭的研制历程;又采访了主持过中国第一颗卫星‘东方红一号’等6种卫星研制工作后来担任‘神舟’飞船首任总设计师的戚发轫院士,听他讲述我们的卫星是怎么上天的;再去房山的原子能研究所了解我们的原子能事业是怎么历经艰难、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。”

     

        19807月到年底,如此宏大的选题,郑重和水渭亭采访了三四个月,积累了大量素材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“采访了那么久,您当时发了几篇稿子?”记者问郑重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答案出乎意料:“一篇都没有发。”郑重说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作为一名记者,采访三四个月不发一篇稿子,简直太难以想象了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“不是我们不想写,而是当时的保密纪律太严了,不让提任何人的名字,不让写任何具体的事,实在没法写。我们心里积累了一肚子的材料,憋得太难受了。年底,我们回上海过春节,我就找到副总编辑陆灏。我说,这不让写稿怎么办?陆灏淡定地回答我,‘现在不能写稿,这事你不用急。你只管好好采访,你采访的材料将来总有用处的。’文汇报领导不同寻常的眼光,给了我很大激励,就是要坚信重大题材的价值。”

     

        1981年开春,他俩又继续采访,先奔赴四川夹江、梓潼两地,采访了大山深处的国防科工委第九研究院;然后又赶往酒泉卫星发射基地,第一次见到了高耸在大西北荒漠上的卫星发射塔架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“两弹一星”的艰辛和伟大让郑重激动不已,但保密的“禁令”仍一如既往,怎么办?这时,报社创办《文汇月刊》,又将水渭亭调去参与创刊工作,郑重再次找到陆灏:“‘两弹一星’的采访还要做下去吗?”

     

        陆灏的回答十分干脆:“怎么不做?我又没逼你写稿子。”他还特意关照郑重所在的工业经济部主任张煦棠说:“你也不要逼郑重写稿子,就让他先去采访。”

     

        郑重单枪匹马再赴北京,采访了主管核工业的二机部原部长、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刘杰。刘杰告诉他,当初是怎么找铀矿、怎么拿着铀矿石向毛主席汇报的;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,张爱萍在马兰基地现场指挥,刘杰是在北京等电话再向毛主席报告的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之后,郑重又采访了曾担任二机部部长的刘西尧,当时刘西尧是教育部长。郑重说,我的采访是在他家里进行的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“23位‘两弹一星’元勋中,我采访了一多半。”郑重说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“永远忘不了过去中国被看不起、受欺侮的滋味”

     

        “程开甲喜欢数学,但那时手边却连一个最简单的计算器也没有,他只能在一块小黑板上密密麻麻写下一个又一个数学公式;他喜欢听交响乐,当时甚至没有一个砖头式录音机。”、,

     

        经过历时一年多的采访,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案头,郑重写出3万多字的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记》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就在写完稿即将回上海发排前,郑重有了难得的采访程开甲的机会。(详见本版郑重《“两弹一星”采访札记》节选部分。)

     

        “您采访了那么多‘两弹一星’的元勋,程开甲与别的元勋相比,个性有什么特点?”

     

        “有的老科学家,接受采访时比较内向一点,但程开甲的个性非常爽朗。”他补充说:“程开甲是苏州吴江人,说得一口吴侬软语。”

     

        1985年,已当了2年多文汇报文艺部主任的郑重,获悉将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发射我国第一颗同步轨道卫星,激动地向陆灏请辞部主任职务,然后激情澎湃地赶赴西昌采访发射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一个多月的采访中,郑重与同在西昌采访的军内作家彭继超引为知己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彭继超在马兰基地工作近30年,曾多次采访程开甲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彭继超说,1978年,在马兰基地程开甲的书房里采访过他。那是一座简朴的“干打垒”平房,房子旁边有一条无名的小溪,小溪周围是天山山脉一群无名的山峦,群山外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……当时,他已经在这样的环境中隐姓埋名十多年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“程开甲喜欢数学,但那时手边却连一个最简单的计算器也没有,他只能在一块小黑板上密密麻麻写下一个又一个数学公式;他喜欢听交响乐,当时甚至没有一个砖头式录音机;他那年近花甲的老伴每天穿着带补丁的旧军装,扛着铁锹和随军家属们一起去开荒、翻地,种植土豆和大白菜;院子里,经常跑着几只正在刨食的老母鸡。”

     

        在采访中,彭继超问程开甲:“您如果不回来,在学术上会不会有更大的成就?

     

        程开甲感慨地说:“如果不回来,在学术上也可能有更大的成就,但那我最多只是一个二等公民身份的科学家。绝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,因为我现在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”

     

        他十分感慨地说:“我是一个中国人,我不可能到美国去喊‘美国万岁’,我只能喊‘中国万岁’。我这辈子的最大心愿就是国家强起来,国防强起来。”

     

        1996年,在我国宣布实行暂停核试验后,彭继超又一次采访了程开甲。他问程开甲:“作为中国核试验事业的开拓者,您参加了几十次核试验,最难忘的感受是什么呢?

     

        这时,程开甲沉默了,久久说不出话来。彭继超看到,这位八十岁的老人眼睛中一下子涌满了泪水……

     

        程开甲说:“我永远忘不了过去中国被人看不起、受人欺侮的滋味。有了原子弹,中国人才真正挺直了脊梁。我们为核武器事业而献身,为的是让我们的祖国能硬邦邦地站在世界人民面前。我们做到了……”

     

        “您的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记》后来发表了吗?”记者问郑重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“因为保密原因,张爱萍没有批准发表。”郑重可惜地摇摇头说,“但我在西昌写的深度报道我国卫星事业的长篇通讯《天上人间》,在《文汇报》以二版连三版通版的方式一次推出。要知道,当时《文汇报》总共只有4个版啊。”

     

        “没有《文汇报》的宽容和培养,我们这些记者不会成长起来。”郑重感慨地说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正是文汇报社和文汇报老一辈的深情投入,文汇报人才得以走近当年献身“两弹一星”事业的那一代人,聆听他们伟大心灵的低语,见识他们不为人知的风采,感受他们谱写英雄史诗的情怀,开掘出不为时光流逝而褪色的精神价值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让我们再次走近程开甲,走近那一代伟大的平凡人吧。

     

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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