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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叶兆言:喜欢文学是一种缘分

    来源:文汇报 2018.4.8 2018-04-17 15:03:18 点击:239 赞美:7

     

      

    每天早上一起床,他就打开电脑写作,平均一天写六小时以上。

     

    叶兆言在自己书房。(除署名外,其余照片均为受访者提供)

    叶兆言说作家写作,脚下必须要有一块坚实的土地。南京就是他脚下坚实的土地。赵辉摄

    叶兆言新书《无用的美好》。封面上印着一句话: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必读书,读书不过是一种缘分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见过叶兆言的人,都说他谦虚。在他与文学的关系中,这份谦虚更加分明。他说:“这个世界不需要我的文学,但我的人生需要文学;文学少了我无关紧要,但我少了文学就很糟糕。”

        他说话语速飞快,这也是南京人的特点:想怎么说怎么说,没主题也不负责。但是一到讲台上,叶兆言就不太能说了,他喜欢私下里的清谈,喜欢无主题变奏,喜欢像朋友一样坐着聊聊近来的写作、阅读、生活状态。

        《南京人》 里写遍了南京城每个角落的烟火气:“南京人是很难概括的,因为南京人的秉性向来让人捉摸不透。”也许是出生地的原因,南京让他觉得分外踏实,他写起南京来得心应手:“作家写作,脚下必须要有一块坚实的土地。我们必须站稳了才能说话,或者说屁股底下要有张椅子,南京就是我心中的那张椅子。”

        新书 《无用的美好》 封面上印着一句话: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必读书,读书不过是一种缘分。“看起来是新书,讲的都是过去的事情,最早的可能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了,有随笔,有在各个高校的演讲稿。人生有很多事情,不能用‘有用’或者‘无用’来衡量,阅读也是一样。喜欢文学是一种缘分。”叶兆言说。在大多数时候,叶兆言只不过在完成自 己与人生的一些缘分。

        和文学“先结婚,再恋爱”

        “写作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,为什么写已经不重要,重要的是写什么和怎么写,无法想象自己不写会怎么样,不写作对于我来说,已经是个伪命题。”

        1974年,叶兆言高中毕业后,受“文革”影响,他到工厂里当了四年的钳工。虽然只当了四年工人,但在他的成长历程中,它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。在那段岁月里,他学习摄影、机械制图、微积分,最重要的是随心所欲读了很多跟文学有关的书。

        这段工人经历让叶兆言意识到:只要自己愿意,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,想读书的愿望别人阻止不了。

        “我当工人的时候,最大的好处是没有什么必读书,也没有那些可以用来启迪人的心灵鸡汤。没有了这些书,我们的阅读便会很自由。”叶兆言说。

        1977年,恢复高考。抱着“在那个年代学理科更实用也更安全”的想法,叶兆言报了理科。没想等到报名的时候,却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:由于眼睛体检不合格,不能报考理科,只能选择文科。匆忙上阵,准备不足,他第一次高考落榜了。

        落榜不久,叶兆言很快又去参加了市机械局办的工人大学录取考试,结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热处理专业。上了一天课后,他发现自己对热处理毫无兴趣,就主动退学了。经过了一番波折,1978年,叶兆言考取了南京大学中文系。直至1986年夏天,攻读完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生课程,他在南大度过了将近8年时间。

        谈起大学,叶兆言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厕所里的气味:那时候,为了保护学生的身体健康,学校到晚上是要拉灯的,到了晚上十点,除了过道和厕所,所有的灯光都被强制拉灭了,而学生为了多读一会书,便端着凳子坐在过道里看书。过道的灯很暗,靠近厕所那里才会亮一些,所以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聚集在那里苦读,叶兆言就是其中一位。

        在大学里,叶兆言无论是写小说,还是发表小说,都没有使他下定决心要当作家。他只是觉得一个人业余写点东西挺有意思,写作是一种能力,是个人就应该具备这种能力,学中文的人更是马虎不得。直到研究生毕业,到出版社做了编辑,写的东西开始多了,他才慢慢地走上了文学不归路。他形容自己和文学是“地地道道地先结婚,再恋爱”。

        20世纪70年代末,叶兆言开始学写小说。他形容起初的写作是“偷偷摸摸”的,之所以说是“偷偷摸摸”的,是因为当时他不相信自己能写,不相信自己能写好。他坦言自己一直是个犹豫不决的人,一会儿信心十足,一会儿垂头丧气。

        在大学的几年里,他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小说,短篇、中篇、长篇,都尝试了,发表和出版了一部分,其中不乏退稿和改稿的经历。《枣树的故事》 最早写于1981年,因为不断地退稿,他不停修改和改变叙述角度,才最终出版。

        他回忆:“仅 《青春》 杂志这一家退稿就不会少于十次。多年来,我一直忍不住地要问自己,如果小说始终发表不了,如果持续被退稿,持续被不同的刊物打回票,会怎么样? 如果始终被文坛拒绝,始终游离于文坛之外,我还有没有那个耐心,还能不能一如既往地写下去?”

        但是,叶兆言内心很清楚的一点是:即使没有稿费、没有叫好之声,他仍然会毫不迟疑地继续写下去。然而如果一直没有地方发表文字,真没有一个人愿意阅读,长此以往,他会怎么样就说不清楚了。

        20世纪70年代末,叶兆言和南京的一帮朋友聚在一起,做了一本民间文学期刊 《人间》。虽然是文学刊物,人员却五花八门,不写文章的远比写文章的多。其中还有许多画家,差不多占了总人数一半,经常聚会,在一起什么都谈。有一次期刊人员聚会时请了个弹吉他的朋友过来,说是弹得非常好,来了以后,他没有弹吉他,反而大谈人生。外地朋友也常会莫名其妙地冒出来,马原就是叶兆言在这时候认识的。

        叶兆言第一部被刊用的小说,就发表在 《人间》 上。“没有 《人间》,我就不会写小说。我和 《人间》 关系很密切,因为我真正的与文学有关的活动,就是从这本民间文学刊物开始的。”叶兆言说。

        后来,随着中篇小说 《夜泊秦淮》《枣树的故事》,长篇小说 《一九三七年的爱情》 《花影》 《花煞》 等作品的出版,叶兆言在写作上拾回很多自信。渐渐地,他觉得写作是件极个人的事。

        “时至今日,写还是不写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问题。再说没什么影响,再说读者太少,多少有些矫情。我早已深陷在写作的泥沼之中,写作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,为什么写已经不重要,重要的是写什么和怎么写。无法想象自己不写会怎么样,不写作对于我来说,已经是个伪命题。”叶兆言说。

        他时不时会被邀请回南大作讲座。有时他会“死皮赖脸横竖不从”,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很好的演讲家:“说老实话,我很害怕讲座,很害怕演讲,我知道自己缺乏这方面的才能,躲避是最好的藏拙。我的很多朋友都知道,这家伙其实是话篓子,真让他胡说八道,说不定就滔滔不绝。”

        总是问自己:还能再写点什么不一样的东西

        “说白了,所谓俗,就是人云亦云,就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。所谓不俗,就是和别人不一样,就是非常非常的独特。”

        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,中国文学领域出现了一批具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青年作家,他们创作的小说被称为先锋派小说。先锋派作家最初代表人物有马原、莫言、苏童、洪峰,后期有格非、余华、叶兆言等。

        叶兆言早期的作品之一———《夜泊秦淮》,带有明显的“先锋”印迹。但在叶兆言看来,“先锋派小说”这个词从出现那一天开始,所谓的“先锋”已不复存在:“马原被承认之日,就是马原被消亡之时。”

        “我们共同的标志就是我们没被认同前的反叛。当你认识到这个东西以后,重要的就不是所谓‘先锋’的内容了,而是他的姿态。我认为一个作家,你成名以后,站稳脚跟以后,先锋的姿态得在,得保持当年你孤独时的探索性、试验性。”叶兆言说。

        “先锋派小说”已经成为历史,但是叶兆言和余华、苏童等人的写作友谊一直延续至今。余华推荐叶兆言的作品时说:他的故事总是引人入胜,我想这是来自于他写作时令人尊敬的诚实……让我们的阅读迅速投入进去,并且不能自拔。苏童提起叶兆言的作品时说:兆言的描摹往往很松弛很散淡,反而引起你的注意。又用了一种智慧,就是“欲说还休”“尽在不言”。

        南京人叶兆言却直言直语地开玩笑:“这么多年来,我应该要给他们两位付些广告费了。”

        文学史需要不断地补充东西,它总需要新鲜的东西。在这个问题上,叶兆言坦诚说:“如果我还有思考的话,我想我还能再写什么,重要的是我能不能写一些和之前不一样的东西。作家要做的是怎么跳得高一点。即使你知道自己是跳不出去的,但是那份心要在,那份跳高的欲望要在,那份明知不可为要为的东西要在。对一个作家来说,你不要和别人比较,而是看看自己还能写出一点什么不一样的东西。”

        由于在文学世家长大,祖父叶圣陶和父亲叶至诚都是作家,叶兆言常常会被人问到:家庭对他成为一个作家的影响,叶兆言总是回答没有影响。“这是一句非常坦白的大实话,并不想掩盖什么,祖父和父亲从来没有过要培养我当作家的意思。我如何成为一名作家是个说不清楚的话题。”叶兆言说。

        要说到文学的影响,三午对他的影响要大于他的父亲,更大于他的祖父。三午是叶兆言的堂哥,有着极高的文学修养,年轻的时候常写一些很颓废的诗歌同时又幻想着要写小说。刘禾主编的 《持灯的使者》 收集了一篇阿城的 《昨天今天或今天昨天》,很诚挚地回忆了两位诗人:一位是郭路生,也就是食指,还有一位便是三午。

        从三午那里,叶兆言常常会听到的两句评论艺术的大白话,一句是“这个真他妈太俗”,另一句是“这个真他妈的不俗”。俗与不俗称为最重要的评价标准。叶兆言说:“说白了,所谓俗,就是人云亦云,就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。所谓不俗,就是和别人不一样,就是非常非常的独特。”

        写作没有目的地,会一直写下去

        “小说家很难按捺对故事的兴趣,我就是想写刻骨铭心的事情,找到我这根刻骨铭心的线索,就能理解小说的主题。”

        和年轻时候的业余写作不一样,叶兆言现在成了职业写作。年轻时候写东西,想写就写,像燃烧一样。现在一整天全心投在写作上的话,叶兆言会感觉到疲劳。所以每天下午两三点睡午觉成了他的“死规矩”。

        近来,他刚完成长篇小说 《刻骨铭心》 的写作。《刻骨铭心》 是一部群像小说,小人物小事情,但是对当事人来说,都是刻骨铭心的事。

        “小说家很难按捺对故事的兴趣,我就是想写刻骨铭心的事情,找到我这根刻骨铭心的线索,就能理解小说的主题。我认为这本小说所写的故事是严重的刻骨铭心,所以就把书名取为 《刻骨铭心》。”叶兆言说。

        从某种程度上说,写作也是叶兆言的“刻骨铭心”。每天早上一起床,他就打开电脑写作,平均一天写六小时以上。他说:“这样的生活比我年轻时一天骑行200多公里还要疯狂,写作没有目的地,会一直写下去。”

        新书出版后,叶兆言会在意读者的评价,他说:“不在意是假的,看到不好的评价,我会沮丧悲哀。但是作为一个作家,你只能不在意,因为读者是各式各样的。比如,‘凯旋而归’这个词其实是错误的,因为它重复表达意思了,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经常用的,于是我把它用到了小说中,因为语言是活的,是生动的。有些读者看到会觉得作家没文化,这个时候,你究竟是在乎还是不在乎呢?”

        《刻骨铭心》 创作完成后,受彼特·阿克罗伊德 《伦敦传》 的启发,叶兆言正在全力创作 《南京传》,立足南京,讲述中国历史。他说:“南京的历史每个人都可以讲,关键是,为什么要讲,讲的目的是什么。”他提到自己撰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读者通过这本书,看了南京的历史以后,也了解了中国的历史。“南京就像一面窗户,要透过南京这个城市讲述中国的历史。”

        早在 《南京人》 一书里,他就开始为南京“立传”。在他的笔下,南京男人既不是大丈夫,也不是小男人:南京的男人,总有些吊儿郎当,不太在乎自己的形象。南方人,尤其是苏南的女性,她们印象中的南京男人,不仅土里土气,而且有些野蛮。我想这印象的原因,可能是她们习惯了苏南男人的温柔,其实真正北方的汉子,仍然会觉得南京的男人不够血气方刚。

        写南京女人时,他曾写道:说南京女人丑不对,说南京女人如何漂亮,也不能算实事求是。其实,无论在什么城市,都能见到漂亮的和不漂亮的女人。可是,我却经常从一些外地人的嘴里,从一些外地作家的文章里,听到或看到他们对南京女性的美色,由衷地大唱赞歌。

        在叶兆言看来,南京的独特之处在于:南京从来不以土著的名人为荣,很难找到像南京这样没有地方主义的大城市。他说:“六朝人物并不意味着一种籍贯,而是代表了一种精神,代表了一种文化上的认同。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,六朝人物究其实质来说,是一种精神上的贵族。”

        叶兆言创作的小说数量颇丰,但他说,至今还没有写出令自己特别满意的作品。他不认为这是一种谦虚,他说:“写作者首先是自私自恋的,写作就是为了做到一些在现实生活中做不到的事。刚开始写作时,‘每一次写作,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新的挑战’这个想法特别强烈,但是现在这种意识不明显了,我会记着我上一部作品哪个地方写得不好。我很怕提起我之前提及的作品,我对我没写好的地方意识很强,就像衣服上的破洞一样,你就怕跟别人谈的时候别人提起。我过去真是不自恋的,写完就算了,老了之后我倒是比较在意。”

        阅读,是叶兆言除了写作外,痴迷的另一件事。苏童曾说:叶兆言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。但叶兆言说自己看书没什么标准,随缘看书,乱看。在不同的年代,他读的书完全不一样。曾经他很迷恋金庸,现在他会质疑自己当初怎么会喜欢金庸。他对“名著”也没有很执着,直到大学,他才开始读 《红楼梦》。

        “回忆自己的阅读生涯,我这一生中,最值得夸耀的,就是大多数时间都没有刻意在读什么必读书。除了应付考试,都是随性而为,想读什么读什么。我已经在很多场合表示了读书的无用,没有什么黄金屋和颜如玉。读书如果没有乐趣,如果不觉得好玩,不能享受读书的乐趣,不能投入其中地去玩味,我们很可能什么都得不到。”叶兆言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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