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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叶芝的诗与杨宪益先生

    来源:文汇报2017.7.6 2017-07-11 14:18:07 点击:358 赞美:9


         年初意外地去成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,四川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要我在当地的老书虫书店顺便搞个活动,配合叶芝译诗选《丽达与天鹅》的出版宣传。还琢磨着要在活动中念什么诗,北京外文出版社发来了一份电子邮件,说我前几年在国外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,刚列入了他们的出版计划。
       于是与四川文艺社的编辑商定,在书店活动中选读两首叶芝的诗。其中一首“当你老了”,不需要多讨论,在微信微博爱情时代几乎成了想当然的选择;但还选读另一首,“1916年复活节”。
       这同样是首感人至深的名诗,背景是爱尔兰在争取民族自治运动中的1916年复活节起义。起义失败后,参加者遭镇压,一些人献出了生命。在起事之前,叶芝其实持一定的保留态度,因为他觉得或许没必要走武力极端。一旦消息传来,他还是激情难抑地提起了笔。
       诗基调先抑后扬,叶芝开篇很低调地说,他与他所认识的几个起义举事者不过是泛泛之交,早先彼此也只说过些“客套而无意义的话”,因为他知道,说到底,“因为我相信,我们都不过是 / 生活在身穿小丑彩衣的场所中”,这样就在传统的浪漫主义抒情中,掺入了现代主义的反英雄色彩。第二节进一步刻画了这几个远非高大完美的人物,其中还包括了叶芝所痛恨的麦克布莱德,他娶了诗人终身眷恋的茅德·冈(也就是“当你老了”一诗中,诗人念念不忘的“那朝圣者的灵魂”),却对她做出了“最恶劣的行为”。
       然而,在他们投身起义的一刻,甚至连麦克布莱德,“也从那漫不经心的喜剧里 / 辞去了他所扮演的角色”。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悲剧中,他们“变了,彻头彻尾变了:/ 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”。
       在谈了“变”后,诗下面两节展开去谈“不变”。“许多颗心只抱一个宗 旨,/ 经过了夏天,经过了冬天,/仿佛给魔法变为一块岩石,/ 要把那生命的溪流扰乱”……这是他们矢志不渝、为之献身的理念。尽管周遭的一切始终在不停地“变”———马蹄飞奔溅水、松鸡咯咯地叫,云朵变换不停———在这些意象的反衬中,诗又折回到不变的“岩石”。“一种牺牲太长久了,/ 能把心变为一块岩石。/噢什么时候才算个够?/ 这是天国的本分,我们的,/是喃喃念一个又一个名字……
       诗人感叹他仅仅只能做这一点,“就像母亲给她孩子起各种名字”,可他却感人至深地把这一切变成了诗。
       当代苏格兰诗人绍利·麦克兰在题为“叶芝墓前”的一首诗中写过,“你得到了机会,威廉,/ 运用你语言的机会,/ 因为勇士和美人/在你身旁竖起了旗杆。”这里,“勇士”指投身爱尔兰自治运动的志士仁人,“美人”则是茅德·冈。因为他们在背景中,诗人的抒情逾越了个人际遇的层面,融入了整个民族“英雄悲剧”的高度。“1916年复活节”完美体现了这一点。
       不过我选这首诗,还有一个自己的理由,许多年前就已有了的一个理由。
       因为杨宪益先生。
       因为在这一刻,四川文艺社的活动与北京外文社的来信,似乎鬼使神差地凑到一起,让我又想起了杨先生。
       生活中确实也充满了数不胜数的“阴错阳差”,让人不能自已。在一本英文小说中,我把这古老的中国成语译成了,“错置了阴阳的因果”,还引用了冯至先生的几行诗:“哪条路,哪道水,没有关联;/ 哪阵风,哪片云,没有呼应,/ 我们走过的城市、山川 / 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。”后面两行或许也可以稍稍改一下,“我们遇到的一个个人,/ 都塑成了我们的生命。”杨先生正是其中重要的一个。
       我第一次读到杨先生的翻译作品,远在三四十年前。在“文革”后期,在上海福州路的外文书店中,除了一片红海洋似的毛诗词英译,唯一能找到的文学作品 (英文版),就是杨先生与戴乃迭先生翻译的鲁迅作品选。
       那些日子我在外滩公园和人民公园自学英语,苦于找不到原版作品,就把他们的译本用作许国璋课本外的唯一精读。他们的翻译确实生动、传神,在英译中读鲁迅,有时甚至会有意外的领悟,就我自己而言,也可以说是借此走近了鲁迅。
       稍后一些日子,我又从意想不到的途径,听到了关于杨宪益先生的一些消息。在人民公园,有一位年逾古稀的孙姓老太太,她在一次晨练时偶然看到我在自学英语,过几天就悄悄借给了我几本原版书籍,其中包括萨克雷的 《名利场》,托尔斯泰的 《战争与和平》。(如果我没搞错的话,她的名字应该是孙可琼,因为书的扉页上有“孙可琼购于上海”几个字,可能是她当年购买时随笔记下。)
       不多久,我们也自然而然地谈到了杨先生的中国文学翻译。孙老太太让我大吃一惊,说她曾与杨先生在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共事过。
       她更主动提议,说要为我这个“好小人”给杨先生写封推荐信,希望他能在百忙中给我一些帮助。对于我来说,杨先生简直是奥林匹斯山上的人物,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运气。
       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后,英语学习不再是那么政治不正确了,孙老太太说,写这样一封信应该没有什么风险。
       信她写了,给我看了,也寄了出去。只是,后来却一直没听她说起有任何回音,我也不好意思问。
       在“文革”后恢复的第一届高考中,我考进了华东师大英语系。翌年,又越级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,师从卞之琳先生攻读西方现代主义诗歌。与此同时,在卞先生的鼓励下,自己也开始写诗、译诗。那时候可谓年少气盛,更不知天高地厚。到北京不久,就借着孙老太太写过推荐信的由头,拿了自己发表在 《诗刊》上的几首诗,附上英译,去外文出版社 《中国文学》 编辑部,自报山门地拜访了杨先生。
       现在回想起来还感到惊讶。尽管杨先生那天对我说,想不起曾收到过孙老太太的那封信。不过,他还是在办公室里把我英译稿读了一遍,更当着苏格兰专家白霞的面加以夸奖,说我的英译几乎能在 《中国文学》 上直接发表了,不需要走刊物的寻常编辑流程。
       《中国文学》 当时是中国唯一一本向外介绍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刊物,设有一位专职中文编辑,首先得由他从国内刊物上选定政治正确的作品,然后由几个英文编辑翻译,最后再由担任主编的杨先生或其他外国专家修改、润色后发表。他居然能这样评价我的译文,真让我受宠若惊了。
       后来我有好几首诗,还有一篇报道1986年在洛杉矶举行的中美作家会议的英文稿,都因杨先生的坚持,直接发了出来。读研究生的日子难免手头拮据,《中国文学》 的稿酬不无小补,也更鼓舞了我用英文写作的自信心。(许多年以后,我在圣路易华盛顿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何谷理教授曾说起,他最早就是在 《中国文学》 上读到我的名字,在我获福特基金后联系学校的过程中,因此第一个回信表示欢迎;接着他更网开一面,把我所修的创意写作课都算进了比较文学博士课程的学分。)
       那些在北京读研的日子里,我自然不会偶尔跑一两次杨先生的办公室,便感到心满意足。他当时住百万庄外文出版社的办公楼后面,有时我在编辑部没找到他,就下楼穿后门直奔他住所,也不打电话预约一下。
       但杨先生好像一点都不在意。他家里时不时也有其他客人,于是就招呼坐下来一起聊。白霞当时正与外文社的一位德文专家在谈论婚嫁,经常过来串门;多年后在伦敦重逢的汉学家JohnathanMirsky是那里另一位常客,据他自己说有一次喝得晚了,稀里糊涂倒头就睡在沙发上,夜半醒来,听到不远处戴先生鼾声如雷。“座上客常满,杯中酒不空”。杨先生夫妇两口子都善饮,每每以酒代茶,海阔天空。在这一些当时只道是寻常的闲聊中,我也醺醺然了,尽管我一直都未能学会饮酒。
       还记得墙上有张放大了的杨先生照片,戴先生开玩笑说是“茅山老道”。这或许指其 (隐) 士大夫的风骨。在我的心目中,杨先生现在也多少像是从茅山上,而不是奥林匹斯山上走了下来。
       1981年,我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。杨先生兴冲冲对我提议说过,要我去 《中国文学》 编辑部工作。为了说服我家里同意,他还亲自给我在上海的妹妹打了好几通长途电话。只是,后来却因为种种怎样都解释不清楚,像卡夫卡在 《城堡》 中所写的荒谬过程,我还是被一路分配回了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。
       不过,杨先生的这份情我是欠下了,我十分清楚,纵然不知道以后怎样才能还。这里不仅仅有他个人对我的知遇之恩,杨先生其实是由衷希望我能与他一起工作,更多地向国外翻译介绍中国的文学作品。这是他早年从牛津毅然归来,始终抱定的“宗旨”。
       回上海工作后的那几年,每次去北京出差,我都会去看他。我当时在翻译艾略特、叶芝等现代主义诗人的作品,有新书出版,也会带过去。或许因为不是中译英,或许因为我最终未能到外文出版社与他一起工作,他没太多说什么。
       1988年,我要去美国做一年福特访问学者,行前去北京出差,顺便给杨先生辞行。我带了几首与国梁兄前一阵子同去温州采访时写的诗,附上英译,再加两瓶国产的皇朝葡萄酒。杨先生在门口接下酒,眼中似有狡黠的一闪,戴先生在一旁咕哝着什么。
       那天,杨先生在客厅里读了那几首颇有主旋律意味的诗,笑呵呵地说,“至少你的文字还不算拖泥带水。”想起来,这恐怕是他关于我写作仅有的一次批评。我没告诉他,到了国外还有一个计划,准备开始翻一些中国古典诗词。
       翌年夏天,我突然想起杨先生,往他家里打过去一个电话。他不在,戴先生接电话说,“他很好,出去散步了。请放心。”
       在随后的日子里,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回国。也一直没有杨先生的任何消息,像一夜间突然消失了似的,像唐诗中所写的那样,“露重飞难进,风多响易沉。”
       英语中有一句成语,“没消息就是好消息”。我也只能试着如此安慰自己。只是远远地还时不时会想起杨先生。
       一直要到本世纪初,才辗转联系上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白霞,从她那里得到消息,说杨先生患癌症住进了医院。那一夜,我想到了叶芝的“1916年复活节”。因为我想到杨先生为中国文学作出的贡献、承受的牺牲,也因为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,只能念杨先生的名字,在遥远的祷告中,像在叶芝的诗中那样。
       下一次回国,我立刻就联系了杨先生的女儿,问她是不是方便去医院看他。据他女儿说,现在来看他的人寥寥无几,故人老去,他挺寂寞的。我去看他,只要时间不太长,应该不会影响他治疗———也可以带烟酒去,他的日子或许不多了,喜欢怎样就怎样吧。她还加了一句说,“他也看过你的英语小说,挺喜欢的。”
       杨先生生性豁达,这些年的鸡虫得失,他或许根本都没计较过。只是,看到他躺在一家甚至都缺乏专科医疗条件的医院里,我和那天同去的查理,杨先生的另一个忠实美国读者,都不知道说什么了。关于他自己的情况,杨先生其实只是轻描淡写几句,波澜不惊。我倒是预先排练过,说早先受他影响翻译的一些古典诗词,后来在英文小说中引用了,国外读者反响还不错,现在正准备结集出版。他反而宽慰我说,能用英文写中国的小说也好,不一定非要从事翻译不可。他还赠送了我几本新作,签了名。
       后来还有几次去看杨先生,因为他身体的关系,不愿他讲话太多,大多是我在汇报自己的工作学习情况,也带去新出版的陈探长小说。当然也带上烟和酒。最后一次去看他,是在他小金丝胡同的家里。那天他午睡刚醒,身体明显衰弱了,得由人搀扶着慢慢地在对面坐下。可他立刻还是笑嘻嘻地说,“中华,又可以抽好烟了。”在这刹那,他眼中似乎又掠过狡黠的一闪,就像多年前去他家辞行的那一天。
       回到此刻,回到老书虫书店活动的现场,一位年轻的女播音员用中文声情并茂地读着,接着这场活动的英文主持人再用他浑厚的嗓音读:“我们知道他们的梦,知道 / 他们曾梦过,死了,就够了;/ 就算过多的爱在他们生前 / 让他们困惑,那又怎样? ……/现在,或是在将来时间;/那所有披上绿色的地方,/ 都变了,都已彻底变了:/ 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。”
       不管叶芝怎么感叹自己文字无力,却是用他的诗句写下了真正的不朽,远在这异国的语言中,在这许多年后,仍在读者的心里激起反响。
       我写不出这样的诗。
       但这一刻,我却突然明白了,在获悉杨先生患病的那个晚上,为什么会想到叶芝的“1916年复活节”。接着想到外文出版社的那份电子邮件,觉得至少可以把那本古典诗词的英译稿好好修订一番,尽力争取不负杨先生当年的厚望。这也是我的本分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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